■ 单步高

抗日大饭店旧址

1941年7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和伪军共1.7万余人，疯狂“扫荡”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新四军各师的反“扫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反扫荡的频繁转移和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7月中旬，刘少奇胃病发作不想吃东西，9月中旬又患了严重的痢疾，血压降低。9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劝其回延安休养。自1941年10月初至1942年3月上旬，毛泽东就刘少奇的身体康复状况、为解决华中问题暂缓回延安、华中局领导的选配、华中到华北沿途安全保卫、山东问题的调查解决、回延安参加“七大”等问题，电报往来十余次，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刘少奇延安之行的关心和重视。

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难，中间有很多地方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光是敌人设置的武装封锁线就有100多道。为解决刘少奇从江苏阜宁到山东段不满200公里路上的安全问题，华中局和山东分局研究决定选取“苏鲁交通线”作为行军路线。苏鲁交通线横跨陇海铁路，穿越东海、海陵两县，1941 年上半年正式开辟。这条秘密交通线连接苏北的华中局和鲁南的山东分局，因此被称为“苏鲁交通线”。在安全保卫上，鉴于当地驻军熟悉敌情、熟悉地理环境，因此，在刘少奇行军、休息、住宿、调研时，各地方党组织配合当地驻军采取“属地负责”的方式进行护送和警戒。在盐阜与淮海区的安全等明确由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负责。

行前调研住进“抗日大饭店”。1942年2月下旬，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张爱萍的陪同下，以新四军胡服主任的身份住进涟东县南集桃园村（涟水县盐河以东地区时为涟东县，属盐阜区）开明士绅张鸿贵的家，进行身体调养和回延安参加“七大”的行前调研准备。张家是一个四合农家大院，坐北朝南，有主屋3间、厨房4间、套房5间（含小炮楼1间），占地面积33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均为砖瓦结构。主房山头都是夹板墙，其小炮楼既是放哨瞭望之所，又是当时我党政干部抗日人员隐蔽之所，当年刘少奇就住在炮楼里，警卫人员住在套房里。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的生活起居均由张鸿贵安排。刘少奇（化名胡服）入住后，张鸿贵杀猪宰羊、磨坊加班、厨房添人，忙得不亦乐乎。张鸿贵的家地处涟水最东边，紧挨着废黄河西岸，西离日寇盘踞的涟水城20多公里，南离淮安城40公里，东离阜宁城35公里，是共产党和日伪、国民党、土匪等势力交叉的地带，因此活动空间较大、环境较好。白天，涟东（盐河以东）、涟水（盐河以西）两县之间和淮海、盐阜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往来全被盐河封锁线所阻断，必须预先和盐河岸边的地下交通站联系好，晚上才能过河通过。因此，张鸿贵家就成为东西往来同志的联络站和歇脚处，赖传珠、黄克诚、张爱萍、刘瑞龙、刘彬、曹荻秋等新四军将领都曾在此食宿过或养过伤。这里茶饭常备，安全周到，成了当时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名的“抗日大饭店”。刘少奇（化名胡服）人称胡主任，40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脸庞显得清瘦，两眼很有精神，待人和蔼可亲、直口善面。住处刚安顿好，张鸿贵即安排地方的理发师禹长年（党员）为安全保卫的警卫战士理发，战士们很高兴，后来又为刘少奇理发。禹长年得知他是个大领导，不由紧张得手发抖，刘少奇看他窘迫的样子，就安慰他说：“我们是子弟兵，军民是一家，有张大爷（指张鸿贵）在这儿，不要紧张。”禹长年听后紧张的心平静了许多，理完后说：“理得不好，请原谅。”住处安定后，少奇同志即向张鸿贵了解当地民俗乡情，特别是群众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其间，刘少奇常到河边散步，到副业加工厂和工人交谈，看劳动生产全过程，开展调研活动。当时桃园村有党员30人左右，参加新四军的有15人，县大队的近20人，青壮年几乎都参加了民兵，为刘少奇的调研活动提供了素材。他还向张鸿贵描述抗战前景，希望通过张鸿贵多向群众宣传。他十分赞许张鸿贵捐献丰厚的家资支持革命，动员其长子张翼参军，并赞扬张鸿志（张鸿贵的胞妹，1917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任淮河大队宣传队长、涟水县二区委书记、涟东县民运部部长兼县委宣传部部长）打破世俗偏见带头参加革命，壮大抗日力量，是“新女性”的代表。

有一天，刘少奇同志要到一二十里外的阜宁单家港开会。这段路很难走，又是雨后初晴，张鸿贵让小伙计备了一头毛驴，上面垫个花被子，跟在刘少奇的后边。开始刘少奇不知道这驴是为他备的，还以为是去请姑娘或接新媳妇的。当他知道实情后，就笑着对小伙计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两腿‘骑’大路骑惯了，还是请你牵回去吧！”小伙计不肯走，他又亲切地说：“走路比骑毛驴好，既舒服，又能锻炼身体，还可以沿途看看地理形势，有时，我们有马还拴着不骑呢！”小伙计只好看着他与警卫员上了大路，才牵着毛驴回去。

当地人顾颂先拉起抗日游击队。由于没有枪支弹药，一天，顾颂先领着5个代表来到南集张鸿贵的家，找刘少奇同志要枪支弹药。刘少奇同志笑着说：“有了人，还愁没有枪？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拿！”他们问：“在哪里？我们去扛。”“在敌人的据点里。”代表们傻了：“就凭我们几把大刀、几支鸟枪能拿下据点？”刘少奇同志笑了笑，说：“贺龙一把菜刀就能闹革命，我们农民有的是斧头镰刀、大刀长矛，田野里的野草都能砍掉，难道敌人的脖子是铁打的？”在他的启发下，游击队不久就分别在花庄圩和孙家圩两个据点向“黑狗队”们“借”了不少枪支弹药，并且口称是“奉胡主任的命令”，既武装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

启程夜过蔡工渡口。刘少奇行程准备就绪，身体状况也得到了康复，于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时前往阜宁县单家港杨集镇与同行人员会合，正式启程去延安，随行的有秘书吕振羽夫妇、电台台长陈士吾、医学专家柳岗、文化名人贺绿汀，以及沈其震、王兴刚、朱毅、崔义田、吴信泉（到山东后返回华中）等90多名干部。在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一个营的护送下（刘震时任第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区司令员），他们从单家港出发（现阜宁县羊寨镇单港村），迎着料峭的春寒，开始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临行前，刘少奇送给张鸿贵一件虎皮大衣，语重心长地对张鸿贵说：“用自己的商人身份，好好地为党筹集资金，购买抗战物质，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革命力量，党和人民会记住你的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