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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抗战时期刘少奇淮涟足迹(上)

2023-06-27 08:47:12

■ 单步高

抗日大饭店旧址

1941年7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和伪军共1.7万余人,疯狂“扫荡”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新四军各师的反“扫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反扫荡的频繁转移和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7月中旬,刘少奇胃病发作不想吃东西,9月中旬又患了严重的痢疾,血压降低。9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劝其回延安休养。自1941年10月初至1942年3月上旬,毛泽东就刘少奇的身体康复状况、为解决华中问题暂缓回延安、华中局领导的选配、华中到华北沿途安全保卫、山东问题的调查解决、回延安参加“七大”等问题,电报往来十余次,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刘少奇延安之行的关心和重视。

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难,中间有很多地方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光是敌人设置的武装封锁线就有100多道。为解决刘少奇从江苏阜宁到山东段不满200公里路上的安全问题,华中局和山东分局研究决定选取“苏鲁交通线”作为行军路线。苏鲁交通线横跨陇海铁路,穿越东海、海陵两县,1941 年上半年正式开辟。这条秘密交通线连接苏北的华中局和鲁南的山东分局,因此被称为“苏鲁交通线”。在安全保卫上,鉴于当地驻军熟悉敌情、熟悉地理环境,因此,在刘少奇行军、休息、住宿、调研时,各地方党组织配合当地驻军采取“属地负责”的方式进行护送和警戒。在盐阜与淮海区的安全等明确由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负责。

行前调研住进“抗日大饭店”。1942年2月下旬,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张爱萍的陪同下,以新四军胡服主任的身份住进涟东县南集桃园村(涟水县盐河以东地区时为涟东县,属盐阜区)开明士绅张鸿贵的家,进行身体调养和回延安参加“七大”的行前调研准备。张家是一个四合农家大院,坐北朝南,有主屋3间、厨房4间、套房5间(含小炮楼1间),占地面积33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均为砖瓦结构。主房山头都是夹板墙,其小炮楼既是放哨瞭望之所,又是当时我党政干部抗日人员隐蔽之所,当年刘少奇就住在炮楼里,警卫人员住在套房里。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的生活起居均由张鸿贵安排。刘少奇(化名胡服)入住后,张鸿贵杀猪宰羊、磨坊加班、厨房添人,忙得不亦乐乎。张鸿贵的家地处涟水最东边,紧挨着废黄河西岸,西离日寇盘踞的涟水城20多公里,南离淮安城40公里,东离阜宁城35公里,是共产党和日伪、国民党、土匪等势力交叉的地带,因此活动空间较大、环境较好。白天,涟东(盐河以东)、涟水(盐河以西)两县之间和淮海、盐阜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往来全被盐河封锁线所阻断,必须预先和盐河岸边的地下交通站联系好,晚上才能过河通过。因此,张鸿贵家就成为东西往来同志的联络站和歇脚处,赖传珠、黄克诚、张爱萍、刘瑞龙、刘彬、曹荻秋等新四军将领都曾在此食宿过或养过伤。这里茶饭常备,安全周到,成了当时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名的“抗日大饭店”。刘少奇(化名胡服)人称胡主任,40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脸庞显得清瘦,两眼很有精神,待人和蔼可亲、直口善面。住处刚安顿好,张鸿贵即安排地方的理发师禹长年(党员)为安全保卫的警卫战士理发,战士们很高兴,后来又为刘少奇理发。禹长年得知他是个大领导,不由紧张得手发抖,刘少奇看他窘迫的样子,就安慰他说:“我们是子弟兵,军民是一家,有张大爷(指张鸿贵)在这儿,不要紧张。”禹长年听后紧张的心平静了许多,理完后说:“理得不好,请原谅。”住处安定后,少奇同志即向张鸿贵了解当地民俗乡情,特别是群众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其间,刘少奇常到河边散步,到副业加工厂和工人交谈,看劳动生产全过程,开展调研活动。当时桃园村有党员30人左右,参加新四军的有15人,县大队的近20人,青壮年几乎都参加了民兵,为刘少奇的调研活动提供了素材。他还向张鸿贵描述抗战前景,希望通过张鸿贵多向群众宣传。他十分赞许张鸿贵捐献丰厚的家资支持革命,动员其长子张翼参军,并赞扬张鸿志(张鸿贵的胞妹,1917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任淮河大队宣传队长、涟水县二区委书记、涟东县民运部部长兼县委宣传部部长)打破世俗偏见带头参加革命,壮大抗日力量,是“新女性”的代表。

有一天,刘少奇同志要到一二十里外的阜宁单家港开会。这段路很难走,又是雨后初晴,张鸿贵让小伙计备了一头毛驴,上面垫个花被子,跟在刘少奇的后边。开始刘少奇不知道这驴是为他备的,还以为是去请姑娘或接新媳妇的。当他知道实情后,就笑着对小伙计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两腿‘骑’大路骑惯了,还是请你牵回去吧!”小伙计不肯走,他又亲切地说:“走路比骑毛驴好,既舒服,又能锻炼身体,还可以沿途看看地理形势,有时,我们有马还拴着不骑呢!”小伙计只好看着他与警卫员上了大路,才牵着毛驴回去。

当地人顾颂先拉起抗日游击队。由于没有枪支弹药,一天,顾颂先领着5个代表来到南集张鸿贵的家,找刘少奇同志要枪支弹药。刘少奇同志笑着说:“有了人,还愁没有枪?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拿!”他们问:“在哪里?我们去扛。”“在敌人的据点里。”代表们傻了:“就凭我们几把大刀、几支鸟枪能拿下据点?”刘少奇同志笑了笑,说:“贺龙一把菜刀就能闹革命,我们农民有的是斧头镰刀、大刀长矛,田野里的野草都能砍掉,难道敌人的脖子是铁打的?”在他的启发下,游击队不久就分别在花庄圩和孙家圩两个据点向“黑狗队”们“借”了不少枪支弹药,并且口称是“奉胡主任的命令”,既武装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

启程夜过蔡工渡口。刘少奇行程准备就绪,身体状况也得到了康复,于1942年3月19日上午10时前往阜宁县单家港杨集镇与同行人员会合,正式启程去延安,随行的有秘书吕振羽夫妇、电台台长陈士吾、医学专家柳岗、文化名人贺绿汀,以及沈其震、王兴刚、朱毅、崔义田、吴信泉(到山东后返回华中)等90多名干部。在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一个营的护送下(刘震时任第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区司令员),他们从单家港出发(现阜宁县羊寨镇单港村),迎着料峭的春寒,开始了返回延安的征程。临行前,刘少奇送给张鸿贵一件虎皮大衣,语重心长地对张鸿贵说:“用自己的商人身份,好好地为党筹集资金,购买抗战物质,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革命力量,党和人民会记住你的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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