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核工业战线的21年​

■ 唐振环　口述　鲁加专　采访整理

艰难跋涉的求学历程

我1937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母晚年得子，对我疼爱有加，也寄予厚望，尽管家境贫寒，父母在我7岁时便送我至小学读书。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书本，我们只能跟着老师在泥土地上写字认字。

1952年，我考入茂公中学（即后来的涟西中学）读初中，在校期间刻苦认真、成绩优秀，于1955年考入淮阴中学。由于父母年龄较大、家境窘迫，我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靠父母养猪赚钱和助学金维持。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我于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父亲卖掉了屋基上的十几棵桑树，东拼西凑共筹得73元钱，后又到县民政部门申请了15元补助金，我才带着总共88元钱踏上了北上清华的求学之路。

我在清华本来读的是无线电专业，1960年，由于国家需要，我被调入工程物理系核电子学实验核物理专业。那时学校缺乏核科学教科书，只能老师在黑板前讲授，学生们在下面记笔记。大学期间，我总共做了几十本笔记，至今仍保存完好。大学期间每学期考六门功课，我的平均分都在86分以上。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父母在老家麦季每人也只能分到40斤小麦，全家生计都难以维持，更别说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了。我只得通过勤工俭学来给自己挣生活费（每天只挣1元），其他全靠助学金维持。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几年的求学生涯，于1964年毕业。在清华大学读书六年，我先后担任过学生会秘书、系团委秘书、班委组织委员等。

大学毕业前的1964年8月15日，我经同学贾春旺（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周新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全班入党的只有4人），离校前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艰苦繁忙的核事业生涯

1964年9月，我被分配到国家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国家高度保密单位，当时李觉任书记、院长）工作，地点在青海省海晏县。刚到那里时，我参加了当地的社教总团“四清”工作队，次年便到九院实验部测试室工作。我进入的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参加研制核探测器的工作，主要负责核爆炸时近区物理测试（所谓近区物理测试，是指对核爆炸放出的各种射线的物理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所进行的测量和诊断，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知核装置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物理过程）。

221厂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30里处的金银滩，这里海拔3500米，年均气温零下4度，大气干燥缺氧，自然环境十分恶劣。221厂当时的对外名称是“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也称“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2018年1月27日，221厂（现称“原子城纪念馆”）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厂区由一个高炮师部队和一个加强团负责保卫，在这里工作的人员要凭盖有“国营综合机械厂”钢印的工作证、经过持枪站岗的军人和保卫人员等层层验证才能进入厂区；上班时领保密包，下班后加印鉴交保密室，凡是动笔写的材料都上保密本，事后还要参加保密宣誓；职工之间不得相互打听情况，外出时不得谈论单位及本人工作情况，实在有人追问，只能编造应付过去。在此工作的研发人员享受国家二级供应，一年工龄可按两年算，退休后可到京沪地区养老。

1965年3月，九院机关和221厂机关合并，院领导机构均转到221基地。10月，我到中国原子能所回旋加速器上做探测器晶体发光线性实验。回旋加速器不可随意停机，每次实验都长达24至48小时，有一次竟长达72小时，需要三天三夜连续工作。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试，实验终于取得满意的结果。

第一次氢弹原理性实验

1966年1月，我参加了氢弹原理性实验。在1964年，我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核试验。原子弹由铀-235或钚-239裂变释放出能量，威力可达2万吨当量。此次试验的氢弹，则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聚变释放能量，其爆炸威力可达1000万吨当量以上。

我参与的研究任务，是研制具有不同灵敏度的探头，以保证在允许的量程范围内都能测到信号。探头的灵敏度是由强放射源确定的，由于是手工操作，所以人体受到的辐射损伤很严重。1966年3月，我与同事将调试好的测试系统装箱，由军用列车运到新疆罗布泊实验场区。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条件极其艰苦，昼夜温差很大。我和队友们吃砂砾饭、喝苦浆水，白天赤膊干活，夜里搭帐篷生火。我们的住地离工号有20多公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既是技术员又是搬运工，安装探头、连线、调试、检验、系统联试、站联试、场联试等，一切全靠自己，艰苦又繁忙。

我们的观察点距爆心80公里，当时在爆心西边放了各种实验品，如飞机、坦克、狗、老鼠和衣食住行的物资等。实验开始前，每人都戴上密封墨镜，等候核弹爆炸。当飞机在空中飞行三圈后，喇叭里便传出“5、4、3、2、1，起爆”的命令。随即，一团巨大的火球拔地而起，强烈的闪光使眼睛瞬间失明，接着便传来震天动地的轰鸣声，烟火形成白色圆柱，顶端冒出蘑菇云，蘑菇云的边缘云团向下扑过去，再次卷进圆柱心，圆柱上端又冒出更大的蘑菇云，就这样循环往复，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次氢弹原理性实验

1966年12月，我国开始进行另一种模型的氢弹原理性实验。这次实验采用塔爆式，塔高102米，我所在的测试组承担本次实验的关键性确保题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此次实验，量程的跨度达亿倍，现有的记录仪及探头大多不能满足要求，因此难度很大。当时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李觉搬着椅子自己坐在塔下现场指挥。在院、部、室领导的支持和协助下，大家群策群力，通过多次实验，才制定了可行性测试方案。经过一番繁杂的准备工作后，罗布泊上空第四次升起了蘑菇云。四天后，我穿着毛绒大衣、戴上防毒面具，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坐上敞篷汽车，行驶200多公里，从测试工号取回了测试胶片。胶片冲洗出来后，发现测试数值与理论预估数值完全一致。

氢弹设计室主任周光召（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将唐孝威（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子核物理及高能物理学家）以及测试组的我等三个人留在实验基地一个星期，仔细阅读测试方案，用显微镜观测胶片，确定测试数据和理论预估数据相比在误差范围内。再后来的两次实验，都运用了这次测试原理，且全部成功。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随后，这项理论技术还成功申报了国家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