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左联成员、人民教育家阿累先生​

■ 刘奋武​

1936年10月19日，文坛巨星鲁迅先生病逝，举国上下悲声一片。之后，回忆和纪念文章数不胜数，其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署名为“阿累”者所写的《一面》。文章讲述的是1932年秋，一位文学青年在内山书店偶遇鲁迅先生，又接受其赠书一事。文章最初发表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之“哀悼鲁迅先生专号”上。翌年10月，被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纪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一面》编入大学和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位“阿累”的情形并不知晓，成了一个谜。早期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参考书与资料，均没有作者的任何介绍。在1988年出版的权威性工具书《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中甚至写道：“阿累，生平不详。”

鲁讯先生的葬仪，由其生前好友和中外文化界进步人士料理，在治丧委员会之下还设立 “治丧办事处”，其职责除执行治丧委员会指定的各项重要任务外，还负责接待来宾、布置灵堂等事务性工作。这个组织由巴金、张天翼、凡容等三十余人组成，其中绝大部分成员为外界所熟知。但这个叫“凡容”的人究竟是谁，和鲁迅是什么关系呢，外界则不甚了了。

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文学史料的不断呈现，人们逐渐了解了“凡容”和“阿累”的一些实际情况，但很少有人将其联系起来。实际上，“凡容”和“阿累”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朱凡，曾用名朱一苇。“凡容”和“阿累”是其笔名。朱凡的笔名远不止这些，他用一苇、乙苇、朱凡容等笔名写了大量的散文、文艺评论、小说等。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阿累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陶行知、李先念等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关系和深挚的友谊。

阿累（1909-1987）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928年3月，阿累考进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科，由日本天皇的弟弟教授日语，其语音、词义均极有修养；同时他又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在两校学习期间，他勤奋苦学，主攻文学、艺术，对教育、历史、哲学、经济学也有涉猎。阿累熟练掌握英、日两门外语，能说会译。1932年，受党组织派遣，23岁的阿累化名“王公直”考进了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这一年，阿累入“左联”、入团、入党、入狱，成为他传奇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一个秋天的中午，风带寒气，天飘细雨，等待接班的阿累，走进内山书店躲雨，“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不料在这儿见到了鲁迅，《一面》写的就是这段温暖的经历。由《一面》改编的连环画《鲁迅赠书给青年》至今还在上海的鲁迅博物馆内收藏。

阿累从涟水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走出来，从汽车售票员到三任湖南大学校长，从文、从军、从教、从政，文革中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他受鲁迅先生的鼓舞和指引，面对挫折能从容应对，面对逆境能昂首向前。他曾在陈诚的部队从事情报收集、统战工作，令蒋介石十分恼火。曾在新四军中办刊办报，深得刘少奇赏识。曾创办涟水夏令营、津浦路西联合中学、中原大学、湖南革大等多所教学机构，得到毛泽东夸赞。在接管武汉大学时，深入调研，过细工作，获得军政领导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湖南文教厅首任厅长，历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湖南大学校长、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与黄克诚、华国锋等人相处融洽。他为人谦和，谈吐幽默，为学生讲课时喜欢用典，很多学生无法挤进课堂，只得站在门外听讲。他从只有一面之缘的鲁迅那里学到记日记、笔记的习惯，在颠沛流离、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也从未中断。和平时代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不忘读书学习，如今，这些记载了他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亲历的历史事件的文字，已成为极其珍贵的史料和文物。

1982年6月，74岁高龄的阿累从湖大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因头脑两次负伤，他谢绝社会事务和宾客，专心从事恢复健康。其间，他回忆了《一面》的写作经过：“1936年，我正在上海从事写作和翻译。一天，张天翼告我，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要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的专号，向我约稿。起先，我感到有些为难，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崇敬先生，爱读先生的文章，又和接近先生的人如欧阳山、张天翼、胡风等人熟悉并往来密切，但遗憾的是，我和先生本人却无来往。我仅在四年前到内山书店购书时，曾和先生有过一次偶然的相遇。那时，我只是上海英商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先生对于素不相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我，是那么慈爱、关怀和热心帮助，使我深深感动而又感激，它，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永远激励着我前进。后来，我就以《一面》为题，写了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

198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的日子，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阿累，以重病之躯，写下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回忆与纪念》，详尽记叙了他与左联作家筹备鲁迅先生葬礼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先生的最后敬意。1987年1月8日夜，处于昏迷状态的阿累真的累了，悄无声息地脱身而去，去追随只有一面之缘却终身不忘的“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鲁迅先生。